五月，首都剧场的会议室里，坐在钟山对面的张星荣对于这样的展开同样有些唏嘘。

一切还要从两天前的一通电话讲起。

这一天，作为副厂长的张星荣刚去市里开完了会，正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。

1982年的盐城无线电厂正处于一个很微妙的状态。

作为一家无足轻重的地方国企，这家位于苏北的小厂以前只能靠组装收音机勉强维持。

到了1978年，生存愈发困难的电子厂决心丢掉脸皮，走上“拷贝忍者”的道路。

他们抛弃了之前不成熟的设计思路，直接仿制沪上知名的红灯牌收音机，然后挂上自己的商标开卖。

事实证明，只要敢于放下脸面，成功往往是迟早的事情。

虽然厂子的产品被本地的消费者嫌弃得不行，但在远离沪上的北方市场，居然大获成功。

看到山寨策略如此奏效，厂里再接再厉，通过逆向仿制日本三洋的卡式磁带收录机，成功“研发”出了自己的独家产品：便携式二波段单卡收录机。

产品生产出来之后，他们立刻组织了一批本地用户进行测试，很快发现，自己这款产品不仅比三洋的收录机质量好，价格甚至只有三洋收录机的三分之一。

再加上产品造型深受欢迎，一经推出，就取得了不俗的销量。

但这点销量在厂领导的心中，还远远不够。

花了这么大心力搞逆向工程，如果只比原来仿制红灯收音机多赚那么一点点，那岂不是亏大了？

这么好的产品，该怎么迅速打开销路，这就成了厂里日思夜想的问题。

张星荣正靠在椅背放空心神，忽然办公室的小李敲门进来。

“厂长，有个燕京的电话。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额，说是……拉赞助。”

“又拉赞助？”

刚刚站起来的张星荣一听，干脆一屁股坐下，不耐烦地摆摆手，“就说我不在。”

自从前两年厂子效益好起来之后，职工们的工资、奖金发得厚了，厂长们说话也硬气了，社会上各种闻着味儿找过来“化缘”的人也多了起来。

今天这个拉赞助，明天那个求帮忙，一开始厂里还愿意掏钱。

只是这个三千、那个五千掏出去，到最后往往就是一行再小不过的感谢文字，名字还是盐城无线电厂，根本毫无宣传作用。

到后来，张星荣干脆一概不理。

哪知小李却面色犹豫，“可他说他是钟山。”

“中山，什么中山？孙中山？”

“就是前阵子到处传拿了国际大奖的钟山。”

“啊？写《黄飞鸿》那个？”

“对，还有《风声》！”

一听是自己喜欢的作家，张星荣再次站起来，刚要往外走，又停住脚步。

“别又是骗子吧？”

小李闻言，干脆问道，“要不然我给他挂了，另外给人艺要个电话试试看？”

“对！好主意！你去办！”

张星荣对此表示同意，再次坐下来等待。

半个小时后，小李又一次敲开门，“领导，确认了，真的是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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