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。”

陈秉文表态道。

“技术你放心！”王力兴拍了拍胸脯保证道，“我专门了解过，黄继昌同志是搞科研的一把好手，为人踏实，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。

他们的小试样品和数据我看过简报，纯度、收率据说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！

就是缺个机会，缺持续的投入！

只要资金和设备到位，产业化前景是光明的！”

他的话带着一种推动事情的急切和信心。

“至于项目所需的原料，比如环氧乙烷的配额问题，”李司长沉吟了一下，道，“辽阳石化那边，我们可以帮忙协调沟通，争取一些计划外的指标。

但这事也有难度，现在计划内指标都卡得紧……可能需要你们港方协助，进口一些国内暂时解决不了的关键设备或者紧缺物资，这算是……互惠互利，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”

他的话里带着暗示。

陈秉文明白，这某种程度上是变相的以物易物，用他手里的进口能力，换取国内同样紧缺的原料配额和项目推进的便利。

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常见做法。

“这个没问题，”他爽快应承，“需要进口什么设备或者物资，请李司长这边拉个清单，我们来想办法解决。”

用港岛的便利条件换取内地的资源和支持，这本就是他来投资的重要考量之一。

宴会气氛融洽，初步的合作意向和框架就在这推杯换盏间定了下来。

第二天，一行人飞抵长春。

长春应化所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员出动，在研究所那栋五十年代建造、显得有些陈旧但气势犹存的主楼会议室里，接待了陈秉文一行。

长长的会议桌铺着墨绿色绒布，上面摆放着白瓷茶杯。

所长老周用浓重的山东口音，发表这热情洋溢的欢迎词。

他先是回顾了应化所光辉的历史，为国家“两弹一星”等重大工程做出的贡献。

然后话锋一转，开始诉苦，谈到现在研究所如何面临转型困难，经费如何紧张，如何希望陈先生这样有远见、爱国爱乡的港商能雪中送炭，大力支持国内的科研事业。

陈秉文耐心听着，不时颔首。

他能感受到所长老周言语间的急切、自豪以及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。

一个曾经为国家尖端科技立下汗马功劳的国家级研究所，如今却要为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民用化工项目，向港商寻求帮助，这种身份的转变和现实的窘迫，确实需要时间来适应和消化。

座谈后，在所领导的陪同下，陈秉文一行来到了条件明显差一截的黄继昌的实验室。

实验室比陈秉文想象的还要简陋。

墙壁斑驳，水泥地面坑洼不平，窗户密封不严，冷风嗖嗖往里钻。

设备大多陈旧，一些玻璃器皿甚至能看到修补的痕迹。

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氨水、硫醇和有机溶剂混合的刺鼻气味。

黄继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、领口和袖口都磨起了毛边的深蓝色中山装，有些拘谨地站在实验室门口迎接，双手似乎不知该往哪里放。

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，脸上挂着忐忑的笑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