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，重油发电的成本确实太高了。

鸭脷洲电厂六台重油机组，一年要烧掉两百多万吨燃料油。

而这些燃料油全部都需要从新加坡进口。

虽然国际油价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有所回落，但每桶三十美元以上的价格，换算成发电成本，重油比燃煤高出将近一倍。

港灯每年的燃料支出超过十亿港币，其中重油占了大头。

如果能把这部分成本压下来，港灯的利润表会好看很多。

但问题是，鸭脷洲电厂发电机组设计之初就是烧油的。

现在如果要改成烧煤，需要改造锅炉。

投资不小，改造周期也长。

南丫电厂倒是烧煤的，但一号机组刚投产，二号机组还在建，装机容量撑不起港岛的整体供电需求。

短期内，重油机组还是发电主力。

除此之外，陈秉文还注意到港灯的燃料供应，长期依赖新加坡这个单一来源。

每年消耗的燃料油，百分之六十九来自新加坡。

这意味着港灯的发电成本，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。

新加坡那边只要提高价格，港灯就只能被动接受。

考虑到集团现在和新加坡港务局的关系。

他非常担心这个供应渠道的稳定性。

除了燃料油，燃煤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南丫电厂虽然烧煤，但煤炭从澳大利亚和南非进口，海运周期长，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大。

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，国际煤价涨了百分之十二，港灯每年要多支出八千万的燃料成本。

而港灯的电力供应覆盖港岛和南丫岛一百多万用户，一旦燃料成本失控，要么涨电价引发民怨，要么亏本发电侵蚀利润。

所以，燃料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则背后牵涉的因素很多。

供应渠道的单一性、国际价格的波动、运输周期的长短，哪个环节出问题，港灯的发电成本就会失控。

所以，在曹启森汇报燃料问题的时候，他大脑第一时间就想到把重点采购渠道从新加坡转到内地。

他记得内地的石油产量在1982年已经突破了一亿吨。

胜利油田、大庆油田、辽河油田，每年的原油产量都在增长。

虽然内地的炼油能力有限，但燃料油这种相对低端的产品，内地应该能供。

而且内地有华润这个通道在，只要华润愿意牵线，直接从内地采购燃料油，价格和供应稳定性都有保障。

除了燃料油，内地的煤炭储量并不逊色于澳大利亚。

山西大同、河北开滦，都是年产千万吨级的大矿。

解决港灯的燃料用煤应该问题不大。

想到这里，陈秉文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。

于是，他对曹启森安排道：

“燃料的事，你先等一下。

先按现行条款续签短期协议，把重油的采购合同延期两个月，别签长期锁定价格的那种。

我这边研究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。”

曹启森愣了一下，迟疑着说：“陈生，如果只签短期协议，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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