业，实乃国本，得花大心思了。

皇帝采纳了余有丁的建议——从皇子们的教育入手，既回应朝臣关切，又为自己争取时间。但他没想到，仅仅是“调整讲官”四个字，就足以在朝堂上掀起又一阵风浪。

五月下旬，文华殿。

皇帝调整了皇长子的教官，让翰林院焦竑给皇长子上课。他从《资治通鉴》讲起，讲课不拘泥于注疏，常常设问启发，引导常洛自己思考。皇帝旁听过两次，对焦竑的教法颇为满意。但朝堂上的理学派官员不这么看。在他们眼里，焦竑的学问“不纯”，他的心学背景——尤其是师承泰州学派王艮的渊源——足以让他成为“异端”。让一个心学门人做皇长子讲官，这是对祖宗家法的挑战。

五月底，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奏疏递到了御前。

奏疏写得不长，但措辞犀利：“焦竑之学，出于王艮。王艮之学，近乎狂禅。以狂禅之教教皇长子，臣恐皇长子不得其正。臣闻帝王之学，以程朱为宗。程朱讲格物致知，讲穷理尽性，此乃圣学正脉。王阳明‘致良知’之说，已是旁支；王艮‘百姓日用即道’，更是离经叛道。焦竑师承王艮，其学术本末，岂可掩也？皇子乃国本，讲官乃帝师，岂可以异端充之？臣请皇上慎选讲官，以正储君之学。”

皇帝看完奏疏，没有立刻表态，将奏疏放在案上，让陈矩去请余有丁。

余有丁看过奏疏后，沉默了片刻。焦竑的学问他是知道的，此人博闻强记，通经史、善文章，在翰林院中是有公论的。但理学派揪住心学不放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朱、陆之争吵了三百多年，王阳明的心学在正德、嘉靖年间广为传播，一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，但理学派始终视之为“异端”。如今皇子讲官之争，不过是这场持续数百年的学术之争在朝堂上的又一次爆发。

“皇上打算怎么处置？”余有丁小心地问。

皇帝没有回答，反问：“你觉得焦竑的学问，教皇子够不够？”

余有丁沉吟片刻，如实答道：“臣以为，焦竑的学问教皇长子绰绰有余。但理学派的担忧也不是全无道理——程朱之学是太祖定下的官学，科举取士以此为准绳。太子若不习程朱，将来何以取信于天下读书人？”

“谁说太子不习程朱了？”皇帝看了他一眼，“朕的想法给常洛加讲官，不是要废了程朱。理学要学，心学也要学。根基要稳，功夫也要到。朕小时候张先生教朕，既讲程朱，也讲阳明。张先生从不拘泥门户之见，怎么到了他们这里，门户之见比天还大？”

余有丁连忙叩首：“臣不敢。臣只是据实以陈。”

皇帝没有再追究。第二天早朝，有御史直接在朝堂上弹劾焦竑。皇帝当朝驳斥：“焦竑的学问，朕亲自考察过。你觉得你比他强？”御史噤声。皇帝趁势宣布：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班子进行大调整。焦竑任首席讲官，董其昌、郭正域、唐文献、方从哲、顾允成任讲读官。

名单一出，朝堂上议论纷纷。这六个人，焦竑是心学，郭正域、唐文献是理学。方从哲和顾允成则致力于折衷朱、王：他们既希望用朱子学的踏实来纠正阳明后学的空疏，也看到王阳明心学之“心即理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程朱理学可能存在的“理落空于人身之外”的弊端，他们尝试在坚持程朱理学主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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