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王历九年下半年，来自北方的人口陆陆续续地被迁徙到了南方。

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在北方入侵时被掠夺到边塞，而后被救回的“百姓”。

儒家体系的治国理念是将他们放归乡里。但是在战国、秦汉时期，则是有一个词“迁富户于”。充实边疆要迁富户，守皇陵也要迁富户。

若没有详细的税务审查，怎么知道谁是富户？

而且什么是富？

简而言之，兄弟多就是富。（他们）有能力横行乡里，长子种田，次子当游侠。如果没有战功确定爵位，这样的富户就会被“迁移”到边塞。

汉朝大开发时，传统六国故地那些原本肥沃的土地，留下来的都归军功家族的后裔所有。而其余的基本上都迁走了。

到了东汉，各地都已形成势力，迁移到各地的人口都变成了豪强，皇权迁不动。

而到了宋之后，门阀世家，这种祖上开国因为战功受封的贵族已经不在了，在解决了武人专擅，以及边疆节度问题后，却也皇权不下县了。

这就是儒家治国“和稀泥”造成的“烂账”，帝国内部大片区域没有为边境安全问题“上税”。现在的颖朝处于类似先秦的时代，常年征伐，国家需要巨额的资源。统治者走的是极致的法家路线，在国家功劳簿中，民众只有耕与战两个属性。

蛮夷的入侵，是把本地社会结构打乱了。

所有活下来的男子，愿意单独立户的，可以留在本地；想和家人一起抱团成为一户的，则被迁移出去。成年留在本地立户的男子，即已经“原子化”，可以就地军屯。

法家会在“民力可以计算”的体系上施展抱负。进而集中起来力量实现一些宏大目标，抵御外敌，修长城，治理黄河。

这对国家来说是效率最优的动员方式。古今中外都用过，欧洲在“工业革命”这个辉煌时代之前，也都用过这一套动员体系。

问题是，在“高度紧张对抗局面”用这一套，如何在承平的时候完成转换？

为了“国存”这样的生存问题，所开发的法家体系，当“国存”不再是短期内需要面对的目标，怎么办？

比如说中华的江南地区，以及西欧各国，在历史上的某些时间段成为安全的大后方后。“法家”这一套依旧运转，江南对此质疑：那么你朝廷到底又是凭什么发号施令呢！？

朝中的小人们会拔高“伪”，进而替“真”。把猫狗镀上金身，送到神祠中接受供奉。

历史案例中，随着日久承平，法家推崇的社会价值观，变成了强行维系的工具。不再是切实的应对某种共同威胁。

由于“目标”不再是“国存”，自上而下对于“选材”的严肃性也就越来越敷衍，“法家”中枢对基层信息掌握机制，开始失能。

掌握法家按钮的无能者们，会变成赵高那样觉得“按钮”有效，那就开始瞎按。

对于处于基层“供血”体系的一员来说：上方受益集团发出的“冠冕堂皇”要求会越来越多，劳心劳力者遭遇的重压越来越不近人情，逐步的，压力超过人类天性所能承受的极限。

而现在法家仍是为了国家存续，帝国的郡县官僚体系也都在为“移民”尽心尽力运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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