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天下午，方文山就把三个人都通知到了。

面试安排在磐石总部的小会议室，方文山坐在一旁做记录，陈秉文坐在主位上。

第一个进来的是郑国昌。

他穿一件深蓝色的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整个人透着大机构里打磨出来的规整感。

他进门先微微欠了欠身，然后走到陈秉文对面坐下，腰背挺得笔直。

陈秉文问了几个常规问题：过往项目经验、对技术转口贸易的理解、如何看待与欧洲供应商的合作关系。

郑国昌回答得滴水不漏，条理清晰，措辞谨慎。

但当陈秉文突然抛出一个假设性问题：“如果你代表公司去和德国供应商谈判，对方在最后一刻临时加价15，你怎么办？”

郑国昌沉默了好几秒。

陈秉文看得出他不是在想答案，而是在衡量哪个答案最安全。

最后他给出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回答：“我会先要求暂停谈判，向上级汇报，同时启动备选供应商的评估流程。”

陈秉文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，结束了他的面试。

第二个进来的是刘季同。

他的神态比郑国昌松弛得多，坐下来之后甚至还主动开了句玩笑：“陈生，说实话，接到方生电话的时候我还有些不敢相信。”

陈秉文笑了笑，没有接这个话茬，直接进入了正题。

同样的几个问题，刘季同的回答明显更显得熟练。

谈到技术转口贸易，他没有大谈理论框架，而是直接举了自己在通用电气时经手的一个案例。

当陈秉文抛出那个临时加价的假设性问题时，刘季同几乎没有停顿，脱口而出：“我会先搞清楚他为什么加价。

是真的人手不足产能紧张，还是觉得我们好欺负。

如果是前者，我可以接受小幅上调，但要求他在交货周期上让步。

如果是后者，我会当场告诉他，我在欧洲不止他一家供应商。”

陈秉文微微颔首，没有评价，继续问了几个关于成本控制和团队管理的问题。

刘季同的回答始终保持着同样的节奏，快速、直接、不绕弯子。

第三个进来的是黄永康。

他的气质跟前两位完全不同，步履从容，神情淡然，有一种在行业里浸泡了大半辈子才会有的那种笃定感。

陈秉文照例问了那几个问题。

黄永康的回答不急不缓，每一个答案都像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才说出来，稳妥、周全、不留漏洞。

当问到“你对这个职位有什么期待”时，黄永康的回答是：“我希望能在退休前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，把毕生的经验和人脉发挥出来。”

陈秉文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。

三个人面试完毕，方文山合上笔记本，看向陈秉文，等他开口。

陈秉文想了一会，认真说道：“我也倾向刘季同。”

“刘季同？”方文山确认道。

“对。”陈秉文点点头，“郑国昌太稳了，稳到失去了弹性。

环球工业这种公司，前两年一定是在各种突发状况中度过的，需要一个能在混乱中快速做出判断的人，而不是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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