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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，玉熙宫西暖阁。

天还热着，窗子敞了半扇，太液池方向的风吹进来，带着荷叶将枯未枯的气息。皇帝坐在御案后面，面前摊着三份文书——一份是户部送来的《万历二十五年三港关税汇总》，一份是市舶司送来的《沿海三港杂费岁入折》，还有一份是张诚亲自捧进来的，封皮上没写字，只在右下角盖了一枚司礼监的私印。

皇帝先翻开户部那份。

“月港：岁入关税二万九千两。广州港：岁入关税约一万八千两。泉州港：岁入关税约一万二千两。三港合计，岁入关税五万九千两。”

数字不大。月港开海多年，与往年相比，关税增长并不明显。他又翻开了第二份。市舶司的奏疏算的是另一笔账——商船进出港的停泊费、补给费、修船费、引水费，杂七杂八加起来，三港全年约有四万两的进项。两项相加，三港开海每年给朝廷带来的直接收入，约十万两。

他把两份文书并排放在案上，目光在“十万两”这三个字上停了一下，然后拿起张诚送来的那份。封皮撕开，里面是一份条陈，字迹是刘成的，一笔一划写得端正。

条陈里写的是司礼监广州衙署这几年自己跑商的账。从万历二十二年试水开始，内承运库每年拨一笔本钱给广州那边，由刘成和赵七经手，采买瓷器、丝绸、茶叶，雇船出海，走马尼拉、满剌加两条线。第一年，本钱七千两，回来折银一万七千两，净赚一万两。第二年，本钱三万两，回来折银四万六千两，净赚一万六千两。第三年，也就是万历二十四年，本钱五万两，回来折银八万两，净赚三万两。

三年合计，司礼监自己跑商，从一条试水的沙船起步，净赚约五万六千两。

折子末尾附了一行小字，是刘成亲笔添的：“若明年能增船至十条，并开辟爪哇新线，年利可望突破五万两。另，赵七自澳门带回佛郎机火铳样品已送京，请皇上过目。”

皇帝把三份文书并排放在案上。左边是月港、广州、泉州三港开海的全部关税——每年约五万九千两。中间是整个沿海港口各种杂费的汇总——约四万两。右边是司礼监自己跑商的净利——三年五万六千两，今年单年约三万两。

三份文书叠在一起，厚度差不多，分量完全不一样。朝廷开了三个港口，一年收的税还不如司礼监几艘船跑一趟赚的多。他的手指在刘成那行小字上停了一下——年利突破五万两。一个太监衙署的商路，用几条船、几年时间，利润已经接近朝廷三个港口的关税总和。刘成没有刻意炫耀，只是照实报了数字，但这份折子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他想起葛守礼临终前那份奏疏。葛守礼在最后几行字里写的也是这件事——“天下财赋根本，不在田赋，不在盐课，在海上。海上的商船运进来的银子，比太仓一整年的岁入还多。朝廷能收到的，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剩下的，都落入了商人和豪绅的口袋里。”

葛守礼写那封奏疏的时候，朝廷的六镇水师还在图纸上，沿海的港口还没有统一管理，广州那条商路才刚刚开始试水。他只看到了问题，但没有看到答案。而现在，几年过去了，水师已经补齐了战船，港口正在扩建，司礼监的商路已经跑了三年多，每一条都证明了葛守礼当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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